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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

时间:2021-01-26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学科

[摘 要] 出版印刷不僅是内嵌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构成,而且是形塑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力量。对于这一论断,西方书史学家业已做出了精彩阐释。受西方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到出版印刷的深层文化意义及书籍的社会历史影响。依此逻辑,如何以书史研究视角看待出版印刷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与影响,便成为近代出版史研究者绕不开的核心宏大命题。本文围绕美国学者高哲一的新著展开讨论,以长时段的眼光重新审视出版印刷在近代社会急剧变革中扮演的历史角色。文章认为,在近代中国,出版印刷场域中的知识生产者、知识本身以及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力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三者既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紧密扭结在一起形成合力,在近代中国释放出强大的变革力量。

[关键词] 出版印刷 变革力量 印刷工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1-0102-07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Zhang Xuek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western book historians have proved that the industry of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is not only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society, but also a revolutionary force to shape our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western book history studies, the scholars at home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printing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and history influences of the printed publications. In light of this paradigm,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ig question for book historians to answer how did the printing press influence modern China. Based on Robert Culps new book,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printing press that played in the long-term shifting process of modern China. It suggests that all of the knowledge producer, knowledge itself and its producing system had changed extremely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modern China both separately and corporately.

[Key words]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Revolutionary force Print industrialism

自从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于六十多年前出版了其经典著作《印刷书的诞生》以后,西方一代代书史学家就不断发出追问:印刷作为一种力量,如何形塑历史?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花费十七年光阴著成《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以厚实全面的研究证实了西方印刷术实为诱发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变革性动因[1]。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也通过对旧制度下法国百科全书、地下文学、畅销禁书、大众阅读等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印刷如何作为一种力量“制造”了法国大革命[2]。

西方学者在印刷文化史方面的累累硕果,引发了国内研究出版印刷史、社会文化史、媒介环境学等专业领域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我国有着悠久的印刷文化传统,图书的编纂、印刷、分类、流通、阅读、收藏及其形制演变,都有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然而,传统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围绕书籍的物质形式与生产技术展开,而对其文化意义及书籍的社会影响则研究不足,问题意识也偏弱。西方书史学者究心于书籍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正在启发国内书史研究者,可以说,一场新的研究范式转换正在进行中[3]。

这一新范式不仅注重书籍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人,而且更加重视书籍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4]。也就是说,书籍不是孤悬于社会的凌空蹈虚之物,而是深刻镶嵌在社会运行链条中的有机构成,出版印刷业始终作为一股实在而强劲的社会历史变革力量激流潜伏。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新式报刊媒体、教科书、辞典、图书、画报、月份牌等印刷品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强大推手。如何看待出版印刷在近代急剧变革中的历史角色,以及印刷如何在近代中国释放强大力量,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印刷史绕不开的核心问题。美国学者高哲一(Robert Culp)以其新著《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晚清民国至共和国初期的知识人与工业化出版》(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从人才、知识文化及生产机制三重维度为以上重要问题做了最新回答,同时也为国内出版史研究者如何研究“印刷之力”做了经典示范。本文以高哲一的上述著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与主干,试图对变革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做一具体的探讨和阐释。

1 从传统文人到知识工人

自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人已开始接引西学进入中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从国家变革的层面进一步打开了西学东渐的闸门。在此过程中,尽管科举考试的内容已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为国抡才的制度性力量,科举制度并未被废。晚清一代的许多读书人在这一历史关节点被迫“道出于二”: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得不继续埋首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为了适应时代之变,他们又不得不应对激流涌动的西潮,学习现代新知[5]。因此,当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时,这批皓首于科场功名的晚清文人感到天绝人路,前途无望。

科举制度的废除阻断了传统文人实现社会上升的制度性阶梯,维持了千百年的社会流动结构被摧毁,近代中国的社会权势由此开始发生剧烈转移。这些新旧思想掺杂的传统文人该走向何方?又该通过何种途径来替代科举考试,从而获取新的社会、文化、符号资本?无疑,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给这些传统文人关上科举大门的同时,也开启了无数扇窗。其中最具吸引力之一的,便是当时肇兴的新式媒体——现代出版印刷业,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益书局等,尤为其中翘楚。

这些出版机构对于人才的渴求为晚清传统文人开辟了新的上升通道。做一名编辑,成为传统文人延续学者生活的新职业选择——张元济、蒋维乔、杜亚泉、庄俞、孙毓修、陆费逵、戴克敦等大批文人投身于出版印刷业。他们又通过传统文人特有的社交关系网,招募、推荐了一批具有相似知识背景且大多具有地缘、乡缘、血缘、亲缘、学缘的人,特别是江南文人进入编译所或编辑部。这些传统文人基本具有中西混融的知识结构,他们既受过传统儒家知识训练,也通過现代学堂与自修等方式习得了一些西学新知。因此,在这一社会转型期,他们能承担起编写教科书、出版期刊等沟通中西的文化生产工作。而编辑工作的性质,也恰好满足了他们继续保持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理想。工作时,他们可以平等讨论、互发高见,发挥各自专长,将个人才智汇集转化为切实可见的出版文化品;闲暇时,他们可以成立学会、社团、同人会等继续学习自修、追求学术,或者如高哲一在书中所论述的,他们也会齐聚“一品香”饮酒、聚餐,或进行赠诗、酬唱、访书、看戏等传统文人的消闲逸乐。可以说,尽管现代工作制度如上班、日程、休假等已开始渗入这些文化机构,但传统文人在旧时代习得的工作、交往、生活、娱乐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早期编译所文化。

然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系列深层的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相继发生,这批传统文人在更为专门与精深的西学知识方面已赶不上现实社会的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顶尖出版机构开始调整编辑构成,招募新人才,并对机构进行重组——像竺可桢、孙本文、朱经农、任鸿隽、周鲠生、顾颉刚、何炳松、张其昀等一大批或在欧美大学受教、留洋归国或在国内高等学府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精英学者都曾加入过出版机构的编辑部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亦积极参照现代学科体系对编辑部进行重组,并热情罗织与招揽这些学术精英担任部门主任,输入新鲜血液。为了引进这些新的学术精英,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还数次北上,希望招徕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执掌编译所大权,这一行动最终促成了1921年夏天胡适南下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可以说,出版机构为这些一流学者提供了可与现代大学、研究机构比肩的另一个学术平台。然而,一流学者的加入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编辑事务都亲力亲为。事实上,真正从事日常、具体工作的则是出自出版机构通过考试、培训而培养起来的编辑,高哲一将这些人定义为“小知识分子”(petty intellectuals)——他们大多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高中生、师范生、大学毕业生,或小学老师,其中也有一些辍学生、练习生。这些小知识分子日益成为工业化文化生产流水线上的知识工人,担任着切实的文化生产角色。

从传统文人到知识工人,编辑部人员的组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与之而来的是编辑部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高哲一认为,由传统文人构成的编辑部,不论是在编纂教科书,还是编辑工具书、期刊等出版物时,可以做到平等讨论,相互建言献策,因而形成的是一种横向、自决的权力结构;而经过重组后的编辑部,负责规划、管理的精英学者及管理高层地位日益突出,逐渐与那些招募来的小知识分子编辑拉开了距离,因而形成了一种纵向、层级的权力结构。这些知识工人,心羡出版机构能够给予的教育机会及社会文化资本,他们或为长远打算,或作权宜之计,甘心成为文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员。他们希望维持一种知识分子的体面生活,同时像传统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过一种学术生活。出版机构也确实通过建立图书馆、鼓励自学、开办夜校、学术休假等方式支持上述诉求;这些知识工人也承继或者模仿传统文人的学术生活方式——通过组建学会、协会等团体,努力构建知识共同体,来实现自我提升。少数小知识分子编辑也确实沿此道路成功实现社会晋升,进入管理上层,甚至实现了更大的阶层跨越。然而与那些一流学者相比,大部分小知识分子编辑不仅工资相对较低,而且也不像前者那样能够在出版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之间较自由地流动,这种层级区隔所带来的物质、精神落差,加上工人自我意识及身份认同的增强[6],以及由于推行科学管理等现代管理方法而带来的编辑部规模缩减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罢工”成为这些知识工人的主要政治语言。

2 新知旧学与文化创造

与同期欧美等国的出版机构相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印刷机构的编辑部确实显得较为庞大。一般来讲,欧美出版机构的编辑部只有十余人,大部分稿件来自编辑部之外。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编辑部人数则多达数十上百人,这是近代中国出版机构与国外不同的显著特点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大编辑部模式”,吸纳了数量众多的知识人,形成了出版机构特有的人才库,使得编辑部不借助外力便能独立承担起众多的文本生产任务;也正是这种模式,使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机构跃升为可与大学、研究机构并肩而立的知识文化中心。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设立藏书丰富的庞大图书馆,吸纳并培养现代知识人,营造学术、知识共同体,开办小学、函授、夜校等丰富的文化培育行为均为浅层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能力;从深层意义上讲,作为知识文化中心,出版印刷机构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其直接生产、创造知识文化的能力。事实上,正是通过知识与文化的生产,出版印刷业释放了形塑近代中国文化的宏伟之力。在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教科书、辞典、古籍、丛书这几类文本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高哲一正是由此入手,力图抓住近代文化生產的锁钥,以图纲举目张地展示印刷之力。

首先从教科书来说,自张元济、蒋维乔、庄俞等在晚清编写《最新教科书》起,一批能代表社会、文化、思想变动的外来词、借用语等便开始渗入到这一重要的文本类型中,而教科书编写者也希望通过对诸如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国家、电话、公司、保险、公园、公里、博物院、人力车等现代新词汇、新概念的定义与吸纳,帮助学生理解快速变化的现实社会、政治变革及日常生活。伴随着现代学校体制的逐步建立,现代教科书实现了大规模的出版与运用。借助这种生产的规模性与天然的文本权威性,现代教科书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知识与观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源源不断的现代新人。高哲一在此书中还特别指出,国语教科书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广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通过使用口语化、拟人化的表达形式,不仅推广了白话语与新概念,使其下渗到基层学校教育中,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不同文类范本。

同教科书一样具有权威性,同时又更具综合性的文本类型是辞典。商务印书馆通过编纂《新字典》(1912年),尤其是1915年出版的《辞源》,展开了全面捕捉清末民初伴随社会转型而来所出现的各种新语汇(lexicon)、新概念、新知识的实践尝试。通过《辞源》的编纂,这些新语汇、新概念的意义得到了固定,成为权威性文本(authoritative text);反过来,通过全面网罗各领域出现的各种新语汇,《辞源》也蕴含了巨大的教育功能,使其成为形塑现代中国语汇与概念的有力武器。与《辞源》相类似,中华书局后出的《辞海》(1936年初版),通过大量收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新近出现的各种新语汇,尤其是政治词汇、政治运动概念、学术新词、技术用语、人文社科新术语等,定义、固定化了一大批新涌现的现代语汇。这些得以固定涵义的新语汇与新概念,通过广泛地传播与反复地使用逐渐变成了人们思考与表达的日常话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出版机构正是通过编纂、出版与传播这些大型辞典,以独有的方式参与新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形成改变近代中国语言领域与概念世界的巨大力量。

丛书出版(series publication)对近代中国知识文化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通过对《新文化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的检视,高哲一着重指出民国时期丛书出版的一大特点,即出版界与一流学者联手,为一般读书界生产读物、创造知识世界。作者指出,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两股变革潮流席卷世界:一是学术体系职业化,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的体制化;二是出版的商业化,以及大众读者市场的崛起[7]。然而与其他国家两股潮流分途发展的趋势不同,在中国,两股力量纠合在了一起,促发了学术精英为普通读者书写读物的潮流。原因何在?高哲一认为可以从读者、学者、国家三方面来解释。从读者来讲,大批受过现代教育的新读者之出现以及现实世界的变动,刺激着他们对于新文化与新书籍的阅读需求,这为大众读物的涌现提供了潜在的机遇与广阔的空间。从精英学者讲,加入到像《万有文库》《大学丛书》《ABC丛书》《新文化丛书》等的写作,正是以西方知识标准与学科体系为参照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极佳机会,而且通过参与出版,他们不仅能获取物质层面的好处,还可以助其建立公共学术声誉,积累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而从国家角度来讲,通过传播现代知识而培育现代公民,提高国民素质,正是近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路径。因此,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涌现出了大量一流学者参与编写、以传播新文化知识为鹄的的各类丛书。这些学者通过翻译与综合(synthesize)国外相关学科的学术作品,将之本土化为适合中国语境的新作品,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在涵盖广度上前所未有的现代科学知识。这些丛书通过图书馆、学校、政府等机构平台,将新学科、新知识、新文化传播到大众读者中去。

在强调出版机构生产传播西学新知之时,高哲一也同样没有忽略民国时期出版印刷界的另外一种重要取向——古籍旧书的大量翻印。古籍旧书代表的是旧学。为什么在处于新文化改革高潮的中国,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商业出版印刷机构会大量翻印代表传统旧学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呢?他们又是如何调动编辑力量来切实推行的?作者认为,大量翻印古籍的行为,可以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来理解。从历时性上来说,保存和流传经典古籍,可以确保其连续性,这是古之习统。从共时性上来说,古籍是国家文化演进的活生生之物(living artifacts),是一国历史认同的文化根基,保存古籍即是保存“国故”“国粹”“国学”,其中暗含了与西学分庭抗礼的意蕴。不言而喻,翻印古籍需要利用大量的财力、社会与文化资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大型古籍翻印计划,与其前期出版教科书、辞典、刊物等积累了雄厚的财力资本有关。“大编辑部”所储备的各种人才,也使其翻印古籍无人才缺乏之虞。例如,在《四部丛刊》的出版时,商务印书馆充分利用其编译所传统文人在版本目录学上的专长,遍访公私藏书机构,寻求善本;在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也利用公、私关系,通过传统文人的社会交往等方式,将商务印书馆及其馆内名流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变现为实实在在的文化商品。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通过翻印《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不仅保存了这些经典,而且使这些经典文本的流传范围更广,普通读者更易获致。高哲一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经典知识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classical learning)[8],这直接形塑了传统经典学术的现代面貌,使其成为置身于新的时代与文化语境、同现代新知并存的本土文化力量。在这种意义上讲,高哲一认为这些私营出版印刷机构在近代中国取代了原本应由国家担负的角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故守护者(steward)。而通过新知的创造与旧学的再生产,出版印刷机构也切实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生产机构。

3 印刷工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与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将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业概括为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发展过程不同[9],高哲一更倾向于用印刷工业主义(print industrialism)这一概念来描述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业。仔细区别这两个概念,可以发现两者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印刷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完全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运作、变迁置放在资本主义范畴之下,其概念重在资本主义;而印刷工业主义这一概念则更侧重于出版印刷的物质技术层面,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其概念重在工业主义。就前者而言,虽然芮哲非在《古腾堡在上海》一书中,也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如何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但其概念的阐释力仅可限于民国时期。而印刷工业主义这一中性概念则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闪转腾挪空间。目前,出版史研究者多以断代史的书写方式将民国与建国后的出版历史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这种书写方式侧重于两者间“变”的断裂性一面,而忽略了前后“不变”的连续性一面。在本书中,高哲一使用“印刷工业主义”这一概念,把传统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出版印刷业发展截然分殊开来的两个阶段贯通起来,为出版史研究者带来新启发与新视野。事实上,本书第三部分重点描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七年间的出版印刷业史,正是高哲一运用这一概念带来的新诠释。

印刷工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机制,已经在民国时期发展得较为成熟。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私有出版印刷机构,是利用现代印刷技术、以市场为导向,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的现代文化企业,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模式。其特点除了上述的“大编辑部模式”、知识工人的流水化作业外,同时还兼具集出版、印刷、销售于一体的特点。高哲一将这些企业的顶尖管理者——陆费逵、王云五、舒新城、沈知方等,称之为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他们具体负责出版机构的整体管理与长远规划,牢牢控制着企业搭建起来的庞大的出版、印刷、销售等各级网络,并统帅着一大批小知识分子聚合于工业化文化生产的流水线上。事实上,精英管理者与小知识分子编辑在协调与配合之下创制的大规模出版项目——如前所述的教科书、辞典、大型古籍、现代丛书等的出版,正是依靠印刷工业主义这一高效的文化生产制度方才得以实现。

新中国的出版印刷事业正是建基于民国出版印刷业带来的一整套工业印刷主义遗产之上的。高哲一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肇建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新政权一开始并不打算有计划、有步骤、强制性地直接控制这些私有出版印刷机构。印刷工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相反,这种承继民国而来的印刷工业主义不仅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而且与新政权建立了“协商式文化生产”(negotiated cultural production)的合作关系[10]。

这种协商式文化生产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从出版印刷机构方面讲,1949年至1954年间,虽然新政权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私有出版印刷机构管理层派遣了部分党政代表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社长(副社长)、主编(副主编)等职务,但这些机构很大程度上依旧保持了相对独立与自主的文化生产模式。除了发行工作另组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外,整个编辑体系得以完整保留民国时期的特征。对于1954年开始的公私合营,高哲一也认为,这并非全是出于建立严格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考虑而进行的强制性改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私营出版机构在其中也有主动应和的一面。至于这些私营出版文化机构这样做的原因,作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解释:一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有追求的文化人,认为其所从事的是“文化事业”,保留这些文化生产机构能让他们继续从事所钟情的事业,为其提供行动场(field of action);二是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老企业,其中的部分员工已将半生、甚至毕生精力投注其中,对公司极有感情,他们希望能够将机构保留、延续下来;三是与彼时分散的股权公司形式与人事制度有关,当时企业没有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因而当数量众多的股权持有者在参加匿名投票时,他们希冀通过公私合营方式换取更多的社会、政治利益。不管如何,经过改造后的这些出版机构,虽然编辑部再次进行了重组,各出版机构间也进行了劳动分工,但是其文化生产的方式依旧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以往的工作特征。一旦因受现实、政治动荡而导致编辑出版工作低效或无效时,富于文化生产管理经验的那批老出版家就力图利用以往的模式将工作拉回“正轨”。新时代下“旧”模式的高效率,再度证实了印刷工业主义生产模式的有效性。

从国家政府方面讲,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离不開文化生产机构,尤其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势下,私有出版印刷机构更是一股重要的可资利用的建设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仅接管、没收了一批官僚资本控制的文化企业,而允许私营企业一仍其旧照常经营。在描述此段历史时,高哲一参照美国历史学家皮特·凯南兹(Peter Kenez)的术语“宣传国家”(propaganda state)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教育国家”(pedagogical state)[11]。他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需要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更要借助文化机构生产、传播知识的强大力量进行国家建设。因此,不论是向出版机构派遣代表,还是公私合营,都是为了实现其特定的教育目的而开展的具体行动。负责新中国出版文化管理事业的党政领导通过与出版机构的高层管理协商、合作,实现了两者的双赢。在“协商式文化生产”方式之下,一大批“为新中国创造新知识”为目的的马列、科学等各类丛书得以出版,供给广大干部、群众,如《苏联科学专著译丛》《苏联大众科学丛书》《科学小文库》《少年科学丛书》《知识丛书》《中国富源小丛书》等;在古为今用的号召下,一些古代典籍得以出版,如《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同时《二十四史》等古籍点校、出版工作也开始启动;编纂涵盖五十年代新语汇、新术语概念变化,特别是固定马列概念、政治用语的修订本《辞海》也开始进行。这些丛书、古籍、工具书等出版物的生产模式,虽在现实政治的直接影响下有所调整变化,但其印刷工业化生产的影子依然清晰可见,许多之前生产相应文本的方法手段被再次加以利用。可以说,印刷工业主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依旧发挥了强劲之力,不论是精英学者还是小知识分子、普通编辑,其通过出版印刷机构所提供的行动场与印刷力,在1949年之后,继续发挥了形塑中国文化面貌的力量。

4 结 语

近代中国是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期。若将帝制结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六七十年置于整个历史的长程看,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如果把帝制结束的19世纪末作为一段历史道路的入口,而将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作为道路的出口,我们会发现出口与入口之间的历史景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景观的改变,固然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出版印刷在其中所起的变革力量不容忽视。

作为出版印刷场域中的三种重要构成力量,知识生产者(人才)、知识本身(新知旧学)以及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力量(印刷工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宏大历史舞台上生长与演变、聚集与碰撞。在20世纪前60多年的历史中,这三股力量既以各自的方式书写并改变着历史的发展,同时又相互纠缠、扭结在一起,汇聚成变革近代中国的印刷伟力。正是由于这股印刷力量,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历史得以呈现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

注 释

[1][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法]罗杰·夏蒂埃著;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刘军译.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2):7-26

[4]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

[5]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15

[6]林英.高福利下的频密罢工:近代商务印书馆劳资关系考察[J].出版科学,2019(4):124-128

[7][美]高哲一.为普通读者群体创造“知识世界”: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学术精英的合作[J].史林,2014(3):92-108

[8][10][11]Robert Culp. 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 Intellectuals and Industrial Publishing from the End of Empire to Maoist State Soci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150,214,244

[9][美]芮哲非著;張志强等译.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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