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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外出办事,住最便宜的旅店

时间:2021-01-07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龙飞+孔延庚

张伯苓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他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亲朋好友、学校同人各偕夫人参加。他诙谐地对那些比他年轻的客人们说:“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接着他又说:“旧式婚姻有好有坏,我们虽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终身和好。新式婚姻也有好有坏,有些自由恋爱的,结婚以后自由吵嘴!”

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在茶话会上,张伯苓夸夫人为“贤内助”。他说:“我的一生事业,得助于夫人处很多。每逢我遇到困难时,夫人则劝我不要气馁;受到挫折时,夫人必鼓励我:有一番挫折,学校就必向前发展一步。她还常对我说:‘你外边工作忙,家里事就不用管了。由于她,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干工作。”

因此,人们盛赞张伯苓和他的夫人是一对模范夫妻。

王夫人共生育八个子女,其中三子一女均已夭折,剩下四个儿子。长子锡禄(后改名希陆)、次子锡羊、三子锡祚、四子锡祜,个个高大英俊,人说是张家的四只虎。尤其老四,身高两米开外,是个优秀运动员的材料,走在大街上,行人们都争相观看这位罕见的“巨人”。

张伯苓的家在南开中学后面、电车厂附近的一个羊皮市里。那地方几乎像个贫民窟。据说,一次张学良乘汽车去拜访张伯苓,汽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堂堂大校长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然而他却给南开的教授们建造了别墅似的住宅。

张家所在的那条街,晒满了羊皮,散发出阵阵恶臭。而走进张校长的四合院里,几间平房虽然简陋,却整齐清洁,窗明几净。院子里有秋千、单杠、双杠、礅子、石锁等运动器械供孩子们锻炼身体。

他时时嘱咐妻子,过日子要勤俭节约,不要娇惯孩子,粗茶淡饭就行了。而做母亲的心肠软,既心疼孩子,又怕丈夫埋怨,费尽心思,终于想出一计:吃饭时,她把肉分别藏在每个孩子的碗底。这样,孩子们既吃上了肉,又不被严父所发现。

几个儿子的衣服鞋袜,这位一家之长也要一一过问。未得他的准许,不能随便购置。老四身高脚大,鞋得定做。而父亲规定:一年只许做四双。可是一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而且还是运动健将,一年四双鞋怎么够呢?所以锡祜每年总有四个月穿的是露脚趾的鞋。

张伯苓自己戒了烟,也不许孩子们学抽烟。儿子们长大成人后,只能背着父亲偷偷吸几口。有一次,锡羊正抽着烟,父亲回来了,他来不及躲藏,慌忙中把未熄的香烟攥在手心,结果把手掌烫下一串燎泡。不光锡羊这样,锡禄也是如此。直到他们年过半百,想吸口烟还得躲着父亲。

张伯苓平日总穿一件蓝布大褂。由于经常外出开会,再加上南开教师和校友结婚,都请他去当证婚人,他那唯一的缎子长袍显得旧了,王夫人便拿校友送的衣料给他缝了一件新袍子,并笑道:“给这个老和尚挂挂袍吧,免得让人看着太寒碜啦!”多年来,张伯苓一直兼任中学部和大学部两部的校长,但他只领一份薪金。他对王夫人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的。”

“你有学生养活,那我呢?”王夫人和他开玩笑。

“你有四个儿子,怕什么?”

“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么养活我?”王夫人说。

“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钱多了,他们就不想做事了,岂不害了他们?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够他们一辈子享用不尽。”

说这话时,张伯苓已经不是开玩笑了。他真是这样想的,也真是这样做的。

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伯苓已经儿孙满堂了,共有三个孙子、十个孙女。这样一个大家庭能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同这位一家之长的民主作风和严格要求是密不可分的。

家里有什么事,他总要和全家人一起商量,让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十分疼爱那一群孙儿孙女,但绝不溺爱,该批评时批评,该表扬时表扬。孙子元竞小时候贪玩,上学不知用功,有时考试不及格,爷爷便命令他每天早晨在窗下读书,一直读到爷爷说声“够了”,才可以停止。孙女媛贞四五岁时,一次吃饭,用筷子绕面条玩儿,爷爷咳了一声:“别耍啦!”媛贞的妈妈赶紧把她抱走……有一回,元竞把过年得到的压岁钱,送给了一位卖报的穷苦老人,爷爷知道后十分高兴,说:“这才是我的孙子!”

张伯苓的孙子、孙女都在南开读书,但如果考试不及格、补考仍不及格照样要留级;若因淘气触犯校规,照样要被开除。他这样做,全家人都能理解:老人把全副心血都浇灌在南开这片土地上,他怎能容忍自己的孙辈破坏学校的规矩呢?

早在1929年,张伯苓就主张:“节制生育,改良人种。”首先他在自己家中身体力行。

三儿媳生了一对儿女之后,张伯苓就同她聊天儿,说到一位教授,有四个孩子,到了国外带着四个孩子上街,就被外国人笑话:“中国人什么都不会,就会生孩子!”弄得这位教授就不敢同时带四个孩子上街了,而是这次带两个,下次带两个。讲完这个故事,张伯苓就对三儿媳说:“我希望你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看你大嫂和二嫂,这么多孩子,多辛苦啊!”三儿媳听了公公的劝告,果然只要了两个孩子,精心培养,一儿一女长大后都学有所成。在如此早的年代,张伯苓就认识到有计划的节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实属难能可贵。

张伯苓白手起家,靠“化缘”为南开挣下百万产业,自己却两袖清风,生活十分俭朴。他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因为他所下榻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又实在低劣。这包茶叶就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

在市内开会,他常以步行代替乘车。一次散会时,会场大门外站着几个服务员,专为参加会议的人逐一把车子叫过来。一个服务员问张伯苓:“先生,您的车号是多少?”

“11号。”张伯苓随口回答。

服务员到处去找,没见有11号的车。待他回来,只见那位先生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远了。这时服务员才领悟过来:先生说的“11号”指的是自己的双腿啊!

在校长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即使张校长有钱,他也攒不起来,因为他总是帮助生活困难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张伯苓那辆人力车已服役多年,但他不肯专用,凡学校同人外出办事都可使用。20世纪30年代初,车子被两个学生偷偷拉着玩,摔坏了堵板,总务长提出换辆新车,张伯苓却笑道:“不必啦,还没到把我漏下去的地步。而且这是两个失掉家乡的孩子玩坏的,是个很好的纪念品!”天津电灯电车公司聘张伯苓为董事,每月给他一笔车马费。他把这些钱分给了学校的职工们。他对王夫人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忠于职守,生活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给他们。”

王夫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她向来支持丈夫的行动。

张伯苓每次外出办事,除非是完全为学校的公事,他才向学校报账,一般的都记在自己的账上。1930年他当了东北大学校董,但坚决不肯接受分文报酬,而每次去开会的来往路费就都记在他自己的账上。诸如此类的事一多,累积起来竟欠下学校两千多元。

1934年,国民政府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张伯苓出任委员,他不同意。后经南开校友宁恩承请求,他才勉强答应充数。不久,这个政务委员会解散了,给各委员送来一笔三千元的车马费,也有张伯苓的一份。他不肯接受,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没给国家人民做任何事情,拿这笔钱实在不应该。”这使得送钱的人——宁恩承十分为难,只得去找华午晴和伉乃如两位智多星想办法。伉先生说:“校长在学校借账已有两千多元。多少年没法还了,就拿这笔钱顶了欠款怎么样?”华午晴和宁恩承都很赞成,问题解决得两全其美,既为张校长还了账,又让宁恩承从这个难题中解放出来。

张校长资助患病学生王守媛的事在南开传为佳话。王守媛原是女中部第一届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在学校里她是个活跃人物,喜欢演戏,曾多次和曹禺同台演出《争强》和《财狂》,尤以扮演《财狂》中的媒婆倾倒观众。可惜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学生,读到大学二年级时患了严重肺病,只好休学。王守媛本是天津著名盐商王莲品的曾孙女。她的祖父王少莲是北京盐商组织的代表,叔祖父王君直是天津商会副会长。王守媛的生母病故,她同继母不和,所以当举家迁往北平时,她留在了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亲友们纷纷离开,只剩下她一个人卧病在北平的北海医院。抗战胜利后,她寄居于外祖母家,病情日益严重,境况十分窘困。

大学部训导长王文田和王守媛是女中部同学,她向张校长汇报了王守媛的情况。张校长一向很器重王守媛,听后马上说:“你不用管了,我每月帮她三十元。”

当时他就交给王文田三十元,让她给王守媛送去,并说:“你告诉守媛:好好安心养病,我每月一定照付她生活费。”

后来,在他离津去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前夕,还特地告诉王文田:王守媛的生活费已经交给总务主任史学曾了,以后每月去那里领取即可,最后又嘱咐一句:“告诉守媛,好好养病。”

张校长接济王守媛多年,一直到她1948年12月病故。王守媛去世后,张校长赠朱红大漆棺木一口。

张伯苓的慷慨大方是众所周知的,后来他甚至将自己那所在羊皮市的四合院房子给了别人。

小儿子锡祜聪明活泼,最受母亲疼爱,可是父亲却不宠他,将他送进在杭州笕桥新建的航空学校。锡祜放假回家时,父亲给他讲岳母教子的故事,并鼓励他说:“现在是国难当头,要以国家为重,必要时应精忠报国。”

1934年航校举行毕业典礼,张伯苓应邀参加,代表全体学生家长讲话。他说,当年岳母鼓励岳飞精忠报国,今日外患更甚,我们家长应当效法岳母教育子女。毕业生也要学习岳飞,为捍卫祖国立志抵御外寇。

锡祜从航校毕业后,任中央空军的一个队长,后来奔赴前线。

张伯苓在南开中学向学生讲话时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寇逼近长城各口,华北大地即将灾祸降临。为了鼓舞士气,南开中学部、大学部师生立即组成“抗敌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了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将士。

张伯苓深知自己和南开早已引起日本人的仇恨,也预见到日本军营设在南开大、中学两部之间的危险性,因此想到学校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的余地。他找弟弟商量,张彭春提出最好在西南一带建立一个南开分校。张伯苓表示同意。

作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他于1935年冬天去四川参加全国禁烟工作会议。会后他顺便到重庆做了七日游,见那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便做出在重庆建立分校的决定。

由此可见,张伯苓入川的目的不仅在禁烟,而且是要物色建校的“乐土”。随后张伯苓去南京,见到蒋介石,向他谈起建立分校的想法。蒋介石很支持,当即捐款五万元。以后,张伯苓又在北平、天津等地募捐到十多万元。

张伯苓这个人向来是说干就干,办事神速。他马上派喻传鉴(南开中学教务长)入川考察教育情况,并在离重庆市中心十几公里、交通方便的沙坪坝买了八百亩地(约53.3万平方米)建成校舍。1936年9月,一座拥有二百名学生的南渝中学便奇迹般地开学了!

南渝中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人们无不赞叹张校长的工作效率,认为他真有神鬼之能!

“西安事变”时,张伯苓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蒋介石于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情况紧急。国民党中央考虑到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而且张伯苓同周恩来又是师生关系,便请张伯苓去西安劝说张学良。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给张伯苓拍来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效。可否即请尊驾径飞西安,力为劝导,抑先飞京,面商进行之处。敬乞迅赐电复,无任祷荷!弟孔祥熙叩。

张伯苓接到电报,马上就飞到南京了。这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便和平解决了。对此,张伯苓由衷地高兴,说他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说这是“逢凶化吉”。

他用不着去西安了,便返回天津。全校召开了庆祝大会。张校长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他不知怎样来表达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才好。后来他把周恩来的照片摆在桌上,自己站在桌旁,拍下了一幅照片,就算是同他最钟爱的弟子的一张“合影”。

后来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周恩来是一位讲道理的共产党员。”

张伯苓回答道:“南开的学生都是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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