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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两部作品及其翻译者

时间:2021-02-0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李有观

俄国著名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患有肺炎,于1910年11月7日(公历11月20日)在俄国偏远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去世,享年82岁。托尔斯泰于10月28日离家出走,抛下陪伴他48年的妻子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他在给妻子留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在做我这个年龄段的老人通常做的事情:离开世俗的生活,在孤独和安静中度过我生命的最后几天。”

托尔斯泰在火车上生病,被迫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车站站长让他住进了自己的家中。当然那里很少有孤独或安静。托尔斯泰的去世已成为最早的国际媒体“重要事件”之一。这座小车站不仅吸引了数百名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以及一些警惕的政府间谍),还吸引了一个百代新闻摄影团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们,他们渴望利用摄影捕捉这位伟人的最后时刻。相机拍摄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之一是索菲亚本人,她透过窗户,凝视着病重的躺在房间里的丈夫。她一听说丈夫患病就去了阿斯塔波沃,但照顾丈夫的朋友却不让她进去,直到托尔斯泰临死前才允许她进入房间。

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这一场景,是在托尔斯泰撰写了其最著名的两部小说(1869年完成《战争与和平》、1877年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三十多年以后。1910年,托尔斯泰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主要不是因为他写小说的才能,更多的是因为他所参与的政治和道德活动——托尔斯泰是一位有远见的改革家、道德家和哲学大师。在托尔斯泰漫长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作为素食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私有财产的敌人,一直坚持不懈地反对俄罗斯帝国的专制政权(因此,政府的间谍才会混入阿斯塔波沃车站的人群之中进行监视)以及俄罗斯的东正教。托尔斯泰赞成原始的基督教,即完全基于耶稣的教义,反对教会的教条主义(为此他在1901年被教会当局逐出教会)。此外,他是俄罗斯穷人的坚定支持者,发起各种福利计划,其中包括施舍食物和资助学校。为了与弱势群体团结一致,他放弃了他的贵族头衔(即“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并穿上了农民的特色服装——尽管当时的照片和目击者的评论都没有表明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

在托尔斯泰的一生中,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死亡是他痴迷的另一个主题,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才如此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托尔斯泰曾经亲身体验过死亡,接触过垂死之人,即使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同寻常的。作为一名现役士兵,托尔斯泰在1854年至1855年间目睹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屠杀。他详细回忆了他哥哥德米特里1856年因患结核病而痛苦死亡以及1857年一个男子在法国巴黎被送上断头台的令人震惊的场景(这一经历使他成为死刑的坚定反对者)。他和索菲亚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其中至少有5个在10岁前死亡。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超越了死亡的恐怖,反思了死亡的必然性对我们关于生命本身的理解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必须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最令人难忘的反思可以在他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和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中找到。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托尔斯泰完成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写的《:伊万·伊里奇之死》于1882年开始创作,1886年完成;回忆录《忏悔录》虽然在1882年就完成了,但由于当时受到俄国审查机构的阻扰,只能非正式地传阅,直到1884年在瑞士日内瓦公开发行了俄文版。

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但事业相当成功的俄国中年法官伊万·伊里奇最后几个月的故事。这个法官在他的新家挂窗帘,结果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来,身体受伤,并且迅速恶化。医生们进行了各种治疗。但在几周之内,伊万·伊里奇发现自己已是垂死的人,面临着痛苦、侮辱、孤独以及自己趋于死亡散发的恶臭。对于他的家人和同事来说,他的死亡意味着麻烦和尴尬。伊万·伊里奇的死亡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死去,这让他们愤愤不平。只有一个年轻的名叫格拉西姆的仆人拥有托尔斯泰最喜欢的农民美德,他可以直视死亡的过程,并忠心耿耿地照顾他的主人:他毫不羞愧地处理大小便,让垂死的主人躺在一个舒适的位置——双腿抬起,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忏悔录》是托尔斯泰写作风格完全不同的一部作品,他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精神之旅:从年轻时代拒绝宗教,到中年时代重新认识东正教,再到最后完全拒绝教会的神话和谎言,转而拥抱耶稣自己最简单的道德教义。该作品是托尔斯泰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写的,通常被视为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见证,也是他从小说转向政治和哲学的关键点。但《忏悔录》也面临恐惧和死亡的必然性。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讲述了他在法国巴黎目睹执行死刑的经历,并且探讨了他自己在自杀方面的困境。他还提出了生与死之间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伊万·伊里奇的故事的基础: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说:“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它们不会被不可避免地等待着我的死亡所摧毁呢?”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撰写《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这两部作品,专注于死亡这个主题时,他还只有50多岁,之后还活了20多年。对于他来说,人类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哲学困境。正如我们在《伊万·伊里奇之死》这部作品中看到的,托尔斯泰也很喜欢作家在探索死亡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当时他只能从生者的角度观察到这一点。托尔斯泰对这一挑战很感兴趣。据说后来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提出一个要求:在他快要死亡的时候,要询问他对自己死亡的感受。不过使人遗憾的是,在阿斯塔波沃最后的那几个小时里,聚集在托尔斯泰周围的人由于痛苦,显然忘记了询问这个问题。

具有宿命意味的是,托尔斯泰上述两部作品的翻译者彼得·卡森(1938年10月3日— 2013年1月9日,英国出版商和翻译家)在翻译它们的时候更接近死亡。

卡森是20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他曾经非常谦虚地说道:“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他的这种“感觉”部分来自他的家庭背景,这在某些方面与托尔斯泰相类似。卡森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名叫塔蒂阿娜· 彼得罗夫娜·斯塔赫耶夫,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业家庭的女儿。与托尔斯泰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一样,她的家人也把大量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例如创办学校)。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年幼的她逃离俄国,首先去了中国,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英法混血的男人,并与他结婚;后来又到了英国。不久丈夫去世,她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儿子彼得·卡森(1938年出生于伦敦)和女儿阿尔莫斯特。这是一个多语言的家庭,俄语、法语和英语交替使用。

卡森的这种“感觉”也来自他对经典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少年时期的卡森获得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之一 ——伊顿公学,在那里专门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来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经典文学。这种学术背景使他对语言和表达的形式与方法特别敏锐。例如,在翻译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时,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像许多的译者那样,在译文中强加上现代风格的修辞。与《战争与和平》或者《安娜·卡列尼娜》相比,《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的语言更简单,里面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词语频繁地重复。卡森努力捕捉托尔斯泰写作的特点,他保留了这些重复的词语;同时他还尽可能地保留了托尔斯泰有时令人惊讶的句子结构以及他最初的段落,以便让英文读者能够更了解托尔斯泰作品的写作特点。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2年,卡森主要从事出版业工作,开始在英国企鹅出版社担任过主编,后来在英国小型的Profile 出版社工作。他具有很强的感知能力,能预测什么样的书受读者欢迎,适于销售。例如,他发现了英国青年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小说《白牙》;他还将许多其他作家(包括托尔斯泰)的作品带给读者。卡森拥有非凡的快速阅读和写作能力:一个晚上看完三本小说,一个星期完成六本新书的手稿。

卡森的翻译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2009年他同意翻译《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死亡主题将会与自己的生活发生怎样令人不安的联系。在2012年初,当翻译差不多一半时,他的长期疾病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而且很可能他只有几个月的生命。尽管如此,卡森仍然继续翻译,决心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翻译,有时候他会因为身体虚弱而在床上工作。2013年1月,在卡森去世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将最后的译文手稿交给了出版商。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死亡时,却在翻译《伊万·伊里奇》这个悲惨的故事,这是什么精神?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卡森在翻译时那种令人惊奇的力量与作品产生的环境有关。

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并且几乎从其出版的那一刻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托尔斯泰对主人公伊万·伊里奇最后病情的描述具有浓厚的、令人难忘的“现实主义”风格,促使一些评论人士开始去寻找这个故事的真实来源。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托尔斯泰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一个名叫伊万·伊里奇的法官死亡的启发。这个法官在托尔斯泰庄园附近的图拉镇里工作,他所遭受的痛苦由他的兄弟描述给了托尔斯泰。有些读者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他们想知道:伊万·伊里奇究竟得了什么病,是胆囊癌,还是胰腺癌?

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个故事引发的哲学和道德问题的许多讨论。不少人问:伊万·伊里奇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为什么最后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

托尔斯泰似乎提供了两个原因。第一,伊万·伊里奇最终意识到原来看似幸福的生活其实充满危机:除了其他因素,其俗气的资产阶级追求、虚荣心(毕竟,他是因为挂窗帘摔下来而导致死亡的)以及他的婚姻空虚。

第二,在故事的结尾,托尔斯泰坚持认为,伊万·伊里奇不是试图避免自己的死亡,而是设法正视死亡,这种直接对抗最终摧毁了长期以来折磨他的可怕的恐惧。

与《伊万·伊里奇之死》不同,《忏悔录》自1882年完成以来,就受到当局的责难。因为该书对东正教进行了指责,这部作品受到俄国审查机构的阻扰;此外,托尔斯泰自己也改变了对该回忆录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他开始是准备将该作品作为他的另一本宗教论文——《教条主义神学调查》的导论,所以最初的标题是《未出版作品的导论》。直到1884年该作品在国外发行第一版时才定名为《忏悔录》。正如卡森所强调的那样,这部作品并不是对一些错误行为的承认(“忏悔”通常是这个意思),而是利用奥古斯汀(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或让-雅克·卢梭(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写忏悔录的形式来描述精神之旅。因此,在19世纪末期,它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事实上,它是托尔斯泰第一部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之前)。但《忏悔录》对现代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大。作者似乎沉溺于自我反省之中(这是精神自传常见的错误,尽管是想要自我批评)。该作品也包括一些对从苏格拉底到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相当严肃的讨论;以及俄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包括死亡的方法)的理想化,虽然感人,但也似乎显得天真浪漫。

如果我们把《忏悔录》和《伊万·伊里奇之死》一起阅读,而不是与类似的宗教文章一起阅读的话,那么《忏悔录》就会重现生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相似和重合之处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对死亡必然性的讨论到人类自我欺骗的本质,以及俄国农民所表现出的对生与死的崇高方式的钦佩(无论是否浪漫)。简而言之,这对搭档作品鼓励我们把《伊万·伊里奇之死》看作是对宗教、道德和死亡等理论问题的探索,而这些问题在《忏悔录》中也进行了自传式的探讨。换句话说,《忏悔录》中直接提出的问题——“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它们不会被不可避免地等待着我的死亡所摧毁呢?” 在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得到了回答。

如果说《忏悔录》有助于暴露《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理论方面的问题,那么反过来也是如此:《伊万·伊里奇之死》也有助于暴露《忏悔录》中虚构的一面。评论家们经常把《忏悔录》看作是托尔斯泰对青年时期精神发展或多或少透明的描述,尤其是他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所经历的宗教“危机” ——他首先皈依东正教,然后又强烈反对东正教的教条和谎言。

然而,不言而喻的是,自传永远不会完全透明。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通过与他的小说的一系列共鸣,暗示了他自传中的虚构性。例如,有一处,他描述了自己对自杀的幻想,这几乎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列文的一样;这不仅暗示了在小说中虚构的列文身上可能存在托尔斯泰的影子,而且在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也可能存在虚构的列文。另外我们发现《忏悔录》和《伊万·伊里奇之死》与死亡之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从一个垂死的人最初对自己并不明显的疾病症状的态度的描写,到两部作品中如此浓厚地回归童年的形象。

《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这两部作品都要求读者进行反思:死亡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结束。

卡森本人可能并不完全赞同将文学与生命结合起来。在他临终前,他关心的是低调化。

在去世前三天,卡森写道:“我在翻译《伊萬·伊里奇之死》和《忏悔录》时被自己的疾病所困扰,但老实说,这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事情,我对此事也没有任何想法。”

在卡森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对宣传不感兴趣的人,他讨厌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上演的庆祝式的展现死亡的场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令人欣慰的是,他“对此事的看法”在其精美的译文中得以保留,并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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