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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为巴黎:关于现代城市的新认知

时间:2021-02-0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盛仁杰

谈起巴黎,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冠以浪漫、魅力、时尚之名,甚至Paris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景。今日巴黎的环城大道之内有三处制高点,分别是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和蒙帕纳斯大厦,登上楼顶极目远眺,美景尽收眼底。巴黎的城市景观与许多现代化都市不同,这里几乎没有设计独特的摩天大楼,反倒是整齐和谐的街区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规划定型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男爵的大改造,第二帝国为巴黎定下的基调让人津津乐道,但是鲜有人知的是“按照奥斯曼男爵的思路完成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17世纪时确立的规划模型”(〔美〕若昂·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赵进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若昂·德让所著的《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不仅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重现了巴黎的前世今生,而且让人从实体和观念两方面对“现代城市”有了新的认知。

1589年8月,亨利三世在圣克卢遇刺身亡,纳瓦尔国王、波旁家族的亨利成为“三亨利战争”的唯一幸存者。亨利兵临城下,但是巴黎拒不投降。1593年,他宣布从新教胡格诺派改信天主教,厌倦围城之苦的巴黎终于敞开大门,奉亨利为法国的新国王,即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经过几十年惨烈的宗教战争,巴黎及整个法国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在此之前,巴黎虽然是王国的首都,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开发。更何况就整个16世纪而言,瓦卢瓦王朝昂古莱姆支系的君主都常年居住在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中。从1572年的地图来看,巴黎更像是一座杂草丛生的村庄,远未获得其现代身份。不过新入主的亨利四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君主,他除了颁布“南特敕令”以缓和宗教矛盾之外,还开启了巴黎的“现代化”进程。

众所周知,巴黎城起源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位于该岛的最东端,日日夜夜注视着河水奔流西去。而巴黎改造计划的第一项大工程就跟塞纳河与西岱岛息息相关:亨利四世要在岛屿的最西端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大桥。这座桥正是巴黎现存最古老的桥梁——新桥,当时它是近百年来塞纳河上的第一座桥,故此得名。不过它的确担得起“新”这个评价,因为它不仅在外观上前所未见,而且重新定义了城市与河流的关系,堪称现代城市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宏伟的新桥作为塞纳河上的首座单跨桥,长达1000英尺,宽75英尺,比任何一条城市街道还宽阔。新桥极大地改善了巴黎的交通状况,人们不必再坐船或者绕行,由此右岸与左岸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它区别于其他中世纪桥梁的最显著特点是桥上没有房屋,这种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它还配有专门垫高的人行道(用于人车分流)和观景的“包厢式”露台。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惊叹于新桥所带来的城市景观的变化。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步行在新桥之上,欣赏塞纳河两岸的美丽风光,新橋成了巴黎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空间。亨利四世显然对这项公共工程极为满意,他特意委任意大利工匠制作一座自己的骑马铜像,立于新桥西侧的方台,以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尽管铜像揭幕时亨利四世已经去世,但是他的骑马雕像屹立在新桥之上至今已有数百年(原作毁于大革命时期,在复辟王朝时重建),深受巴黎人民的喜爱。

不过新桥很快引发了争夺空间资源的问题。首先是各种交通工具争相从新桥通过,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经常导致场面的无序。其次,各类新闻报纸都会张贴在桥上,不但引起人群围观阅读,有时还会直接发生骚乱。尽管政府不断出台法令禁止新桥聚会,但始终无济于事,1648年的“新桥投石党”就是一例。再次,有许多艺人会选择在新桥进行露天表演,甚至发表尖锐的政治评论。最后,新桥旺盛的人气自然不会让嗅觉敏锐的商家错过机会,各式地摊儿应运而生,这加剧了新桥的拥堵。尽管存在诸般问题,但毫无疑问新桥促成了社会阶层的融合,并起到了社会平衡器的作用。自落成之日起,巴黎人便难掩对新桥的热爱,以它为背景的戏剧、画作、纪念品等层出不穷,新桥俨然已成为巴黎的灵魂。“布里斯在1684年的城市旅游指南中曾写道,游客一直惊讶于桥上的‘匆忙和拥挤,并且‘能看到不同阶层和打扮的人,‘这让人们看到巴黎的伟大和美妙。”(《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33页)

皇家广场,即现在的孚日广场,与新桥并称为17世纪法国的两大奇迹。这座广场比新桥更彻底地引领了都市公共空间的变革,以至于法语中place的全新定义也是以它为标准的。亨利四世建设皇家广场有三个主要目标:美化巴黎,提供举行庆典的场所,提供巴黎市民休闲的空间。后两者结合城市工程的实际价值、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广场以四面对称的连栋房屋围成正方形,建筑立面由红色砖块和金色石块混合而成,第一层是带拱廊的商铺,上面几层用于住宿。最初的住户主要是富有的布尔乔亚,也有普通百姓。1612年4月5日—7日,广场正式开放,迎来了巴黎最大的一次公众聚集,庆祝法国王室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这次庆典可谓盛况空前,据说有7万人挤入广场。人数众多的参与者形成了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象征着这座城市的重生。庆典过后,皇家广场成为了欧洲第一片专供市民消遣的城市空间。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均可以在这里聚会娱乐,即便雨天也可以在拱廊下散步。

在设计之初所赋予广场的开放性也有过反复,1615年起贵族逐渐接手了这里的产业,到17世纪40年代时,这里已被名门望族所独占。1639年,路易十三的骑马铜像竖立在广场中央,这一行为似乎象征着这里不再属于平民百姓,而是王室的地盘。为了亲近王室并彰显身份,未能获得广场住房的贵族们自发在周围建楼、开店。由此,从17世纪30年代起,这里自发地形成了一片典型的上流社会社区——玛莱区。玛莱区以其高雅的品味和独特的风格迅速成为享誉全欧的高档社区,文学戏剧和旅游指南都不吝溢美之词地将它描述为最有趣的所在。1648年,投石党运动爆发,巴黎市政府强占了皇家广场,并每天在此游行示威,以展示对王室权力的反抗。内战平息后,广场再次落入王室之手。这里成了国王接待各国政要的完美舞台,只有贵族居民才有资格凭栏欣赏这座华美的私人剧场。

如果说玛莱区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那么圣路易岛所形成的现代社区可谓有心栽花花亦香。直到17世纪初,巴黎都还没有圣路易岛的身影,在西岱岛的东边只有两座荒芜的小岛——圣母院岛与奶牛岛。1609年亨利四世将它们买下,并委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马里耶进行改造,他想要一座足以作为城市规划之模范的现代岛屿。不到一年后,亨利四世遇刺身亡,但是他的远见卓识并未搁浅。马里耶克服了资金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将两座岛合并为一,对岛上及两岸的街道进行了网格式的规划,一个整齐有序的现代社区初现雏形。这不得不归功于小岛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们地处王都却又荒无人烟,反而给了设计师任意驰骋的空间。为了吸引新住户,马里耶在圣路易岛上设计了公共喷泉、公共浴室和运动场等基础设施,还设计了肉店、鱼店等商铺。不过由于岛屿连接两岸的桥梁尚未竣工,因此投资者大多持观望态度。直到1633年,巴黎金融界巨鳄克劳德·勒拉古斯购地修筑豪宅,圣路易岛才迎来了飞速发展,大批在三十年战争的王室贷款中获利颇丰的金融家紧随其后。昔日的荒岛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魅力之岛”,不少文学作品描绘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巴黎人,他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惊叹。这项堪称第三大奇迹的工程,吸取了新桥和皇家广场的经验,将河流景观与繁华社区相结合,创造出一片梦幻般的新天地。宽阔整齐的街道、白色石砌的建筑,成为巴黎城市风格的垂范。几百年来,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圣路易岛几乎保持着17世纪的模样,其超前性可见一斑。

1648年,波及全欧的三十年战争行将结束,法国虽然在军事和外交上获胜,但经济上濒临破产,于是王室决定提高税收,却遭到各方反对。巴黎接连掀起了高等法院投石党运动和贵族投石党运动,建设进程不得不中断。1649年2月传来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的消息,欧洲的专制王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人担心这种革命情绪的传播会带来一个革命时代。与英国的命运不同,法国的保王党军队未曾溃败,而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无序也让巴黎人渴望和平与稳定,最终年轻的路易十四在一片欢呼中返回巴黎。结果似乎有些吊诡,不过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新事物——论政咖啡馆的出现、政治印刷品的极速流通、巴黎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让投石党运动“成为巴黎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政治抗争”(《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109页),不啻为大革命的一次彩排。

1661年,红衣主教马扎然病逝,路易十四真正君临天下。“太阳王”迅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精力,他外征强邻,内驯权贵,王权走向绝对巅峰。投石党运动期间的苦涩记忆,让路易十四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凡尔赛的建设中。不过他听从了科尔贝尔的建议,努力使巴黎成为新时代的罗马。路易十四甫一出手便技惊四座:拆掉巴黎的城墙,改造为林荫大道。这一惊人之举让巴黎跟所有中世纪城市区分开来,严防死守的防御工事被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所取代。国王敢为天下先的底气来自法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巴黎从王国的边界变成了中心。他授命军事工程师沃邦在法国的边疆修筑固若金汤的堡垒,巴黎本身已经无需防御。城墙拆毁之后,原址上种植了平行排列的榆树。宽敞的林荫大道让巴黎各个角落的居民都有了日常消遣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国王独占皇家广场后对民众的补偿。环城大道也带动了巴黎城内街道的拓宽与联通,第一次大規模而有计划的改造开始进行。原先逼仄昏暗的小路变得宽阔平整,巴黎的王者气象得以真正显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香榭丽舍大街,哪怕现在它也还是个中翘楚。巴黎的街道改造结合了实用和美观两种功能,使得城市徒步变成了一种舒畅的消遣活动。在建设林荫大道的同时,路易十四开启了另一项庞大的公共工程——杜乐丽花园,这座盛大的公共花园通过香榭丽舍大街及星形广场将卢浮宫与环城大道连接起来。杜乐丽花园不仅成为巴黎市民的休闲之所,而且成为展示时尚的绝佳舞台。正是在那个时代,法国开始引领世界的时尚潮流,这些优雅美丽的公共场所与之相得益彰。

巴黎的“硬件”得到逐步提升,“软件”也不断开发。第一项公共业务是1653年的市内邮递服务,其运营思路与当代无异:在市内各个重要地点设置邮筒,邮递员一日三开邮筒取件,一封信件最快四个小时就能送达目的地。设计者的灵感来自投石党运动期间巴黎人对更快捷的信息沟通的需求,但他没考虑到内战过后巴黎的穷困潦倒,因此这项先进的业务没几个月就支撑不下去了,下次出现要到1795年。相对而言,路易十四亲政后发展起来的公共交通事业维持了更久的时间,并且一度非常繁荣——共有六条线路联通东西南北,还有绕城的环线,甚至有专门给车夫差评的投诉平台。这一方面得益于融资渠道的畅通,另一方面也是低廉价格所带来的人气。更重要的是,它出台规定禁止富人包车,让巴黎人人得享公共交通的便利,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1691年,连年征战让法国出现了类似投石党运动后的萧条处境,公共交通难以为继,直到1828年公共马车才再次出现在巴黎街头。配合公共马车同步出现的是街道照明系统,没有灯光的巴黎盗贼横生,不仅马车必须停运,其他一切商业、娱乐活动也受到威胁。1662年10月,“巴黎火炬手和提灯人服务中心”开张,为行人和马车提供雇佣火炬手的服务,提灯人则在城市人员流动最频繁的地点提着油灯。从1667年开始,更宏大的公共照明系统投入使用,912条街道上点起了2736盏灯,巴黎变成了灯火不夜城。与此同时,警察局也增加了夜间巡逻的警力。从此,巴黎的夜生活丰富多彩,购物时间大为延长,连观赏街灯也成了游客们不容错过的节目。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巴黎不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也是最安全的城市。

凭借着数量众多的创新项目,巴黎的地位脱颖而出,伴随而来的是关于巴黎的都市形象——时尚、富有、浪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奇形象就成为一种独立存在,一个概念化的巴黎出现了。“两个巴黎”是相辅相成的,不断增加的步行公共空间是最好的时尚T台,衣着靓丽的人群本身就成为巴黎独有的风景线。卞之琳的《 断章》用来描述新桥真是恰如其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巴黎借此机会牢牢地占据了奢侈品产业的龙头地位,向国外输出时尚理念与产品,英国的资深旅行家不无嫉妒地赞叹这种欧洲的法国化。奢侈品产业的大发展也催生了更加现代的商店经营模式和广告宣传方式,这些至今仍未过时,巴黎领先的不止是邻国,更是时代,无愧时尚之都的美名。更具影响力的是,时尚模糊了阶层之间的界限,尽管时尚潮流由少数人所引领,但是能为大众所共享。

巴黎的迅速发展,其构想来自王室,也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但是同样离不开金融家和地产开发商的投入。不过这些富人大多不是贵族出身,而是白手起家,红衣主教黎塞留称之为“圈外势力”。他们在巴黎“一夜暴富”,反过来又推动了巴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金融家和开发商是推动巴黎大改造的主要力量。没有他们的巨额贷款和投资,没有他们的冒险气魄、商业直觉、远见卓识,传统当权者,无论君主还是市政府,都没有可能实现这次大改造。”(《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196页)这种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转变,金钱向血统发起挑战。不少富人以钱买官,成为新晋贵族,巴黎的富人证明金钱可以主宰这座首都。

除了改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横向的两性关系也在巴黎发生变化,更加美丽而精明的“新女性”形象正是由巴黎催生的。巴黎女人改变了固有的交往规则,她们可以落落大方地出现在所有公共场所,让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风流女人”驾轻就熟地游走在各个阶层之间,凭借自己的美艳猎取财富和地位。巴黎的爱情往往被描绘为浪漫而刺激的,可即便有着玩火自焚的危险,男男女女们依然趋之若鹜,沉醉在巴黎的温柔乡中。几百年来时移世易,但这种浪漫的印象难以抹去,巴黎早已成了浪漫的代名词。徐志摩在 《巴黎的鳞爪》中说道:“巴黎的好处就在处处近人情;爱慕的自由是永远容许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巴黎也不是。但巴黎之为巴黎,绝不仅仅因为其历史悠久,关键因素在于牢牢抓住时代的脉搏。这些大胆的创新如此具有前瞻性,以至于能够穿越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令人称奇的延续性。而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指向“平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就巴黎而言,市民皆有权利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当波旁王朝的君主们顺应民意、为民解忧时,他们不出意外地得到人民的爱戴并促成首都的发展;当他们打起与民争利的主意,无视民间疾苦时,也毫无例外地遭到反对,最终1789年的大革命颠覆了王朝。科技发达、高楼大厦只是“现代城市”的表象,平等的社会关系才是其内核。方兴未艾的“黄马甲运动”让巴黎再次陷入前途未卜之中,但如果从更长时段来看,这也不过是這座城市传统的题中之义罢了。

如果我们以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开创者为认知起点,继而跳出巴黎的范畴,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现代城市的规划建设,那么我们又会产生新的启示。无论世界各国的城市多么别具一格,一座发展良好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完备的生态系统,而在促成该系统顺畅运行的诸种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必定是“人”。居民不但是城市文明的建设者,更应是城市文明的享有者。哪怕在古代的等级社会,城市的发展也是与“第三等级”(法国历史概念,通常可理解为不享有特权的平民)的兴起相辅相成的。在以身份平等作为权利基础的现代社会,这种互动关系更为明显且不断加速。无论是地铁还是外卖,这些新事物的大规模出现都是配合着现代城市的高速发展,其出发点和结果都是与民为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始终是城市人文主义的宗旨。最近人们热议的城市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固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活的必要举措,但过于细致恐怕与城市生活的初衷相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高效率,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高效率也是吸引人们来到城市的重要原因。如舍弃这种分工,会使人们疲于低效率地忙碌。如何将培养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与高效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是垃圾分类试点运行后专家们要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就这点而言,北京的规定似乎比上海的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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